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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台北两地作家热议都市生活的诗意
时间:2017-09-13 字体:[ ] 来源:网络整理 视力保护色:

上海与台北作家的交流会。

乡村生活的诗意似乎是天然的,而都市的诗意却难以被捕捉。如何在城市文学中捕捉那飘忽不定的诗意?

11月6日,“2016上海-台北小说工作坊”邀请上海和台湾两地作家与评论家,在上海作协面对面交流,就“都市生活的诗意”这一主题进行讨论。李维菁、高翊峰、黄丽群、刘梓洁、童伟格、伊格言、小白、路内、薛舒、滕肖澜、btr等十多位作家参加了讨论。

写下《大城小恋》、《美丽的日子》等作品的青年作家滕肖澜提问,古诗中有许多诗意,那么当代当下的都市生活如何表达诗意?这个诗意从何而来?“乡村的诗意是与生俱来的,在诗性方面就占有一定的优势。城市生活节奏快速,大多数人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看似单调而格式化。诗意是爱在心头口难开,城市人多、话多而显得非常琐碎不精致。那么在写法上我们是不是可以反其道而行之行之?”滕肖澜的作品以城市现实题材较多,她认为或许可以用野性一点的手法去刻画城市生活,甩开一些中规中矩。

“上周我去听一位昆曲艺术家的讲座,有意思的是,他在说普通话的时候,整个人显得非常虔诚,但他讲着讲着会流露出几句上海话,这个时候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似乎就变成了另一个人,在那个时候他用上海话来表达非常贴切,这个时候出现的方言显得特别接地气,接地气与优雅似乎是相悖的,但这就是我们在写都市生活诗意时能够写出味道的地方。”滕肖澜说。

作家btr认同滕肖澜的看法:“俗和诗意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我自己就是个段子手,特别喜欢这样严肃的场合,不管讲什么大家都会笑。”

btr认为,谈到诗意,时代变迁这个要素需要考虑到。“在以前大家还用BB机的时候,250代表着我爱你,一个号码7788250,或者两人共用一个BB机,当时并没有觉得很诗意,如今数码时代再回头看就感觉不一样了。台湾作家李维菁的《老牌约会之必要》中,两人散步要走过半个台北,走过93个红绿灯,这种时间流失感带来的冲击力是很大的。如今的时代信息铺天盖地,许多东西是过剩的,在这个过剩的世界里如何寻找反而是问题。”

来自台湾的青年作家高翊峰也表示,遗忘会产生一种强大的诗意,当我们回头看上世纪九十年代时,其实已经充满了强烈的诗意。

写城市的诗意,是否不能太走进城市,而是要抽离城市?诗意是不是一种装饰符号?

对此,腾肖澜回想起曾有人评论她的作品《又见雷雨》中,最大的优点在于小说里未写尽的意思,“这句评论对我的触动很深。都市生活的诗意简单来讲,可能不是像万花筒一般把人物关系讲得非常圆滑,而是要留有一些余地。写在纸面上的东西,未必是你真正想表达的东西。可能在旁人看莱,你未写的内容反而是要表达出的最真切的东西。”

“这个问题还是与时代的变迁有关,如何面对这个过剩时代才是问题所在。比如李维菁的《生活是甜蜜》里的女性角色,这个角色一方面想成为中产阶级过上安稳生活,但每次的努力尝试都不成功。这个角色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女权主义气息的角色,但主人公本身不自知。这种欲离未离的抽离,可能保持一种微妙的方式。”高翊峰认为,诗意本身就有一定程度上的抽离,是一种陌生感。“我听到上海话的时候,觉得非常优雅,因为我是客家人完全听不懂上海话。但每次别人听我讲客家话说很美的时候,其实我正好讲了非常粗俗的话。陌生感和断裂感会产生一种诗意。”

台湾联经出版社总编辑林载爵在研讨会上提出,诗意其实是可以被定义的。“文字上的诗意,一是需要有技巧,二是诗意的内涵。‘缓慢’可以占一个领域,甚至是‘颓废’‘忧伤哀愁’,都可以在这个诗意的范围内,甚至包括冲突都可以在里面,像腾肖澜和李维菁的作品有蛮多的诗意。问题是我们对于诗意一般的要求,会误导我们对诗意作品的一些想法。”btr认同了林载爵的观点:“在汉语中因为一些词被反复使用,导致了它的意义贬义化。”

腾肖澜提醒大家,如何突破既有写作,不应该只是形式突破,而是因为写作者的内在需要,彼此绑定在了一起,这是一个基本的,需要大家都一直思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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