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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权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制衡(三)
时间:2017-12-01 字体:[ ] 来源:网络整理 视力保护色:

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的法理基础

新闻报道权优先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法理基础是什么,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

一是公共利益始终优于个人利益。公众人物大都处于较高社会地位,其言行举止及工作活动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实现社会的公正与透明,需要公众人物做出让步。如果将公众人物的隐私权置于同其他自然人同等的地位进行保护,在涉及公众人物的新闻报道中,媒体不得不谨小慎微,如此新闻报道难以有效进行,而作为新闻报道权存在基础的公共利益同样无法实现,因此在个人利益多元化时代,公共利益的实现可能会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可以说,维护公共利益是允许新闻报道权制衡公众人物隐私权最基本的出发点。

二是公众知情权乃基本人权。知情权起源于美国,其基本含义是:公民对社会重大事件(或与公共利益息息相关或能够引起公众极大兴趣)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享有了解和知悉的权利。②国际社会早已认可了知情权的基本人权地位。中国虽已加入两大国际人权条约,但知情权尚未被写入国内法律尤其是宪法,仅见于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例如国务院200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强调了公民对政府信息的知情权;知情权的实现需要公众人物隐私权的让步,允许新闻媒体在涉及公众人物隐私时享有更大的报道空间,这正是保障公众舆论监督权和知情权的体现。

三是新闻媒体权利优先。公众人物虽然享有隐私权,但由于其本身已掌握众多社会资源和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过分强调其隐私权会损害普通大众利益,因而在新闻媒体和公众人物发生权利冲突时,应向保护新闻媒体倾斜,尤其在司法监督体制不尽完善的情况下,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作出必要的限制,对新闻媒体所从事的正当的舆论监督和新闻报道实行“特殊”保护,有利于为媒体创造更加宽松自由的工作氛围,实现其社会监督的价值定位。

新闻报道权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制衡

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受到适当限制,并不意味着这种限制包括其全部的私人领域,这种限制应仅限于与公共利益、公众兴趣有关的部分,并且不同类型的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的范围也各不相同。

政治型公众人物隐私权普遍限制原则。与政治型公众人物隐私权发生冲突的知情权,其实就是所谓知政权,即“公民依法对国家机关以及工作人员的活动或有关背景信息进行了解的权利”③。相较于其他社会公众人物,政府官员是以民众利益代表的身份活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舞台,他们的个人活动已与政府行为重合,他们的言行事关公共利益。因此,他们的隐私权应受到公众知政权和监督权更多的限制。西方国家对政府官员隐私权的限制集中体现在高级官员的家庭财产、个人收入状况等隐私不受保护,官员的不道德行为,官员的政治路线、施政方针等应公之于众等方面。中国对政治型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应和国情结合,近些年来中国加大了政务公开的力度,对公共官员的隐私权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限制:个人基本状况、个人能力、道德品质和财产状况。

娱乐界、体育界公众人物隐私权必要限制原则。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娱乐界、体育界明星往往拥有很高的知名度,若缺少公众关注,他们无法获得可观的社会资源与利益,相应地其付出一定的隐私代价也符合公平原则,他们的隐私权限制应以必要性为原则。

明星类公众人物隐私权受限制的范围与公众的关注有关,对于明星而言越是众所瞩目越没有隐私权,比如家庭、年龄、婚恋等。曝光明星的隐私权,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狗仔队”偷拍。对于偷拍应加以区分:如果是为了取得自然效果,在被拍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拍下他人的活动,而且发生于公开场合、偷拍的内容为明星的日常形象,则明星负有容忍义务。若偷拍者不是对明星表面形象的窥视而是欲刺探他人身体部位的隐私、通信隐私等,则构成侵权。

非自愿型公众人物隐私权适当限制原则。非自愿型公众人物是指普通人因偶然事件曝光于镁光灯下从而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此类情况也并不鲜见,如华南虎事件中的周正龙,对于此类人员隐私权的限制,应适度适当,因为他们的被关注是由于卷入了其自身难以控制的事件。对他们的隐私公开必须和事件有关,其他不属于“新闻的必要部分”的隐私不得公开,无端地窥探当事人及其家人纯属个人私密的行为构成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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