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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11月4日电 (记者 高凯)由十月杂志主办的“北京·国际文学期刊高峰论坛”日前落下帷幕,来自俄、法、德、日、西等语种的著名文学期刊的主编与编辑、国内知名文学期刊主编和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围绕文学期刊对文学发展的使命进行了座谈。

  2015年起,《十月》杂志与俄罗斯《十月》杂志联合举办了三届中俄《十月》文学论坛。今年《十月》在杂志上开创了“世界文学期刊”专栏,邀请各大语种的知名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撰写文章,向中国读者和文学界人士介绍各国文学期刊。北京出版集团总经理曲仲表示,“这次我们邀请中国主要文学期刊与来自几个国家的同行,就世界范围内的文学期刊话题进行研讨和交流,相信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法国《现在》杂志主编雷吉尔·加亚尔指出文学中存在着一种期刊的诗学,“这个期刊的诗学基于它自身成立,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文学类型,它的行为方式、它的存在方式和它思考文学的方式,都和其他的不同。文学期刊的声音,读者不多,但这个声音是持续不断的发生,能够持续不断的刷新它自己的立场,给人带来新的现实,也是对文学本身的一种更新。文学杂志最重要的是对语言的关切,它能允许作家通过他自己的语言去和世界上各种各样对语言的损毁的、漠视的情景做斗争。”

  西班牙《客迈拉》杂志主编费尔南多·克莱默特说:“《客迈拉》一直是作家的期刊,并不是文化作者的期刊。不是新闻杂志,而是有文化底蕴的杂志。我们不追求短平快的主题,而是致力于文学的传播与普及,特别是优质文学。”

  对于文学期刊未来的方向,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树才认为,“无论在法国还是在中国,一个文学刊物的品质、影响力和能量经常是跟这个主编的个性、能力和能量联系在一起的。我特别希望主编能够发挥自己的个性,把刊物做得更加具有它的个性、具有它的能量和它的吸引力,这种特点是符合文学本身的,文学本身是需要个性的,所以一个文学刊物的主编有个性,文学就找到了它很突出的侧面。”

  《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指出,“年轻一代的创作和我们已经熟悉的中国文学也好、世界文学也好,已经形成传统的正典的序列之间明显存在一些区别,主流的大部分人的创作,他们作品拿来以后有一些区别。我们这代办刊人如何甄别、如何选择、如何开发这样的作品,面对新的时代变化的时候如何选择他们?一代又一代新的年轻作者能够接续,成为我们创作的力量,这是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

  《花城》杂志特约学术主持何平特别强调了编辑对于文学期刊的重要作用,“我想象中有一种编辑,这种编辑在我们当代文学中一直存在,我其实把编辑看成是一个文学批评家,把编辑行为当成文学批评行为。批评即判断,所以我是把刊物的编辑行为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文学批评的活动。”

  近年来,网络的出现极大冲击了文学的印刷和出版,西班牙《客迈拉》杂志主编费尔南多·克莱默特坦言,“我们杂志销量已经减少到八十年代的十分之一,我认为挑战在于如何把优秀的文学区别于目前充斥在社交网络上的低质量的读物,以及如何保持对读者的初心。可能做好筛选工作并且展示优质文学,会让我们对这种网络刊物有所区别。”

  日本《昴》杂志主编羽喰涼子说:“通过手机,读者可以免费的读到很多内容,作为编辑的我们,做着让读者花时间又花金钱去读书的工作,如果我们只是刊登一些不温不火的文章,这无疑是自寻绝路。”

  对此,《北京文学》主编杨晓升认为,“有人说是网络文学的冲击,我觉得这种冲击不是直接的,我的理解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文化的多元,包括生活价值的多元,原有读者八小时以外的时间被分解、分流。面对文化多元,读者八小时之外的时间被分解减少的情况下,文学期刊读者的减少到发行量的减少是自然而然的。”

  《钟山》杂志副主编何同彬指出文学期刊在面向年轻作者读者中遇到的困惑,“我们文学期刊在推年轻人,大量的推这些青年写作者,这里面也产生很多问题,很多年轻写作者在他还没有成为特别成熟的作家之前就过早在重要期刊发表,而且得那么多奖项,非常不利于一个青年作家的成长,但是现在整个期刊行为都在围绕着青年人,在打造自己刊物的未来或者说展现自己刊物的实力,这样一个形态本身也是有很多问题的。”

  “过去简单记录一下历史进程、记录一些事件、记录一些过程就会引起轰动的时代再也不存在了,信息能把你淹没,让你变得枯燥、乏味,让你疲惫不堪。”《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说表示,“《十月》一直在关注历史进程,但关注里面,那些隐秘的思想和情感,其他的媒体形式或者网络小说其他形式,可能很难做到的就是这种非常隐秘、你甚至很难察觉、作家也不是很理性的呈现,而是文学化、艺术化的呈现,我们从这种东西里发掘最大的可能性。我们现在不光是现实主义,只要有新鲜的可能性,我们都要包容,我们一直在寻找这种可能性。”(完)

  音集协代理总干事周亚平再回应KTV歌曲下架

  6000歌曲下架并非强制且只针对特定版本

  11月5日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称“音集协”)发出《关于停止使用部分涉诉歌曲的公告》,要求各KTV终端生产管理商和卡拉OK经营者删除或者不再向消费者提供6609部音乐电视作品即MV,引发了不小的关注。虽然其中大部分是少为人知的冷门歌曲,但也有《恰似你的温柔》《十年》《K歌之王》《死了都要爱》《晚秋》等传唱金曲,惹得很多麦霸网友一片哀叹,担心以后再也无法在KTV点唱这些歌曲了。为此,音集协代理总干事周亚平昨天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再次做出回应,称此次歌曲MV下架并非强制执行,而且只包括与音集协有合作关系的KTV经营者,要求删除的也只是某些特定版本,如《卷珠帘》《当你老了》等,就仅限于《中国好歌曲》等节目的播出影像版本。

  英皇娱乐等为何被下架?

  代理公司严重违规而解约

  周亚平解释说,依据《著作权集体条例》的相关规定,音集协只能代表自身会员及接受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以下称“音著协”)委托的授权作品向KTV经营者发放许可,非音集协或音著协管理的作品均不在许可范围内。而这次要求下架的歌曲MV中涉及的一些知名唱片公司如英皇娱乐、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等原本就并非音集协会员,此前的授权事宜都是委托相关代理公司和音集协方面办理的。因与音集协合作10年之久的天合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在业务中出现严重违规违约行为,音集协11月5日解除了双方合约,天合集团所属的7家子公司由此同时退出音集协,下架的6000余首作品就基本都属于这几家公司的代理范围。

  KTV再也见不到这些歌?

  只针对特定版本且经营者可自行谈版权

  周亚平表示,音集协只是一个集体管理组织,并不能强制经营场所将作品下架,此举其实是为了保护己方合作用户的利益。“如果他们坚持使用这些已无合法授权的作品,就有可能面临版权方的侵权诉讼和索赔,所以我们才会通过公告方式告知这些用户不要再使用了。不告诉他们的话,那是我们的失职。” 至于国内还有些KTV不是通过音集协而是通过自有渠道取得版权方授权的,则不在此次通知下架范围之内。即便是从音集协获得授权的KTV,如果今后还想继续使用这些作品,也可以自行去与版权方沟通洽谈。

  周亚平还强调,对于KTV来说,提供给消费者使用的作品主要是MV而非歌曲,一首歌往往会有多个MV版本,那么除了未获授权的特定版本,其他MV版本只要是有合法授权的,也无需下架。音集协宣传部主任国琨昨日进一步解释,比如陈奕迅、张惠妹、邓紫棋等热门歌手的经典作品被下架的都仅限于某一个版本,像陈奕迅被下架的《十年》《K歌之王》都只是英皇娱乐(香港)有限公司版本,张惠妹的《听海》和邓紫棋的《泡沫》也只是丰华唱片股份有限公司制作的版本,其他版本仍然可以在KTV现场点播。

  唱片公司退出是因为分成问题?

  音集协只从中抽取使用费的4%

  据了解,2008年时音集协成立的目的就在于为版权方和使用者搭建一条便于沟通的桥梁,因为面对海量的音乐作者和作品,KTV经营者想要全部实现一对一授权的难度非常之大,而通过音集协这样的集体管理组织来统一协调就会比较省事。周亚平介绍,基于此目的而成立的音集协本身并非赢利性组织,现在每年都是通过KTV经营者提供的点播数据,委托第三方统计公司进行加权平均后,按照点播量向经营者收取著作权使用费后再支付给版权方,音集协只从中抽取4%的份额用于机构日常的基本运营。下一步音集协还将通过科学技术手段,依靠平台建立更加公开透明的授权收费及分配体系,以合理精准的收费及分配,让创作出好作品的权利人能够获得跟作品流行度相匹配的收益。

  不下架会面临什么后果?

  少数权利人索要高价使用费

  另据透露,此次公告的发布是音集协接下来将大力推动正版KTV曲库建设、规范KTV版权市场的系列举措之一。当下,少数没有加入集体管理组织的权利人将其作品通过与律师事务所合作或通过交易层层转包,利用各地法院司法判赔额存在的巨大差异,选择在高判赔额的地区不向任何使用者授权,然后再批量起诉当地KTV经营者,以期获得远远高于作品实际价值的商业利益。此举让众多的KTV从业者苦不堪言。音集协规范曲库后,向音集协缴纳著作权使用费的KTV场所即可彻底摆脱被诉风险,以建立公平合理的行业新秩序。

  文/本报记者 崔巍 实习生 邓先宇

  相关链接

  下架歌曲数量最多的唱片公司

  英皇娱乐 3813首;

  丰华唱片 718首

  爱贝克思 577首

  乾坤影视传播有限公司 300首

  广州新时代 72首

  每年11月至来年2月 诺如病毒感染高发   保持手卫生是预防最有效措施

  本报讯 (记者张黎娜 见习记者马相) 当前正值诺如病毒高发季节,尤其托幼机构容易出现聚集性发病现象。其实诺如病毒并不可怕,西安市卫计委提醒广大市民,保持良好的手卫生是预防诺如病毒感染和控制传播最重要最有效的措施。

  “诺如病毒每年11月到来年的2月高发,发病以轻症为主,最常见症状是腹泻和呕吐,成人感染多以腹泻为主,儿童感染多以呕吐为主。其次为恶心、腹痛、头痛、发热、畏寒和肌肉酸痛等,极少数会发展为重症。”西安市儿童医院感染二科主任医师邓慧玲表示,最近来就诊的疑似感染诺如病毒的患儿有所增加。这种病毒并不只是出现在儿童身上,成人也是易感人群,主要发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医疗机构等人群聚集场所。

  诺如病毒是“急性胃肠炎”患者中常见的病原体,是全球急性胃肠炎散发病例和暴发疫情的主要致病原。诺如病毒是一种食源性病毒,主要污染贝类、水果、叶类蔬菜和饮用水,食物和水是它主要的传播载体。

  目前还没有任何疫苗预防,也没有特定的药物,只能对症治疗。诺如病毒感染虽然高发,但并不可怕,大多数患者症状相对较轻,一般两到三天可以通过自己的免疫力治愈。如果出现脱水等症状较重的情况时应及时就医。一旦感染了诺如病毒,应隔离治疗,痊愈3天后方可解除隔离。

原标题:无党派人士徐毅松任上海市规土局局长,盘点那些在上海政府部门的党外精英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根据公开资料梳理发现,上海市政府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中,除了四名正局级“一把手”,还有12位行政副职,也是由党外人士担任的。

上海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27日表决通过人事任免案,任命徐毅松为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局长。

资料显示,徐毅松1963年10月出生,上海市人,属于无党派。他曾任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市规划局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市规划国土资源局总工程师,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副局长、总工程师,市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徐毅松是本届上海市政府23个组成部门中,第四位担任“一把手”的党外干部,其余三位有两位来自农工党,一位来自民盟。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根据公开资料梳理发现,上海市政府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中,除了四名正局级“一把手”,还有12位行政副职,也是由党外人士担任的。

可以看出,上海正加大党外干部实职安排的工作力度。2014年,上海市委统战部曾完成一份57557人新增党外人才名单,形成上海市第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全市党外人才信息库。不同层级、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打破部门、身份、所有制等限制。经过挖掘、培养、举荐,更多优秀党外干部在上海开始走上行政实职岗位。

四位党外“一把手”均是“60后”

根据上海市编办资料显示,上海市政府共设置工作部门44个,其中市政府办公厅和组成部门24个,直属机构20个。

四位党外干部担任“一把手”的部门,均属于政府组成部门。四人中,最早进入政府组成部门担任“一把手”的是张全,他是农工党成员,长期在环保部门工作,2007年9月任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局长。之后是另一名农工党成员寿子琪,他于2008年2月起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2014年11月21日,上海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决定任命花蓓为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花蓓是民盟盟员,是第三位进入上海市政府组成部门担任正职的党外干部,她也是四人中唯一一名女性干部。

近日通过任命的徐毅松,则属于无党派人士。四人均是“60后”,其中,徐毅松和寿子琪出生于1963年,张全1964年出生,花蓓最年轻,是1968年生人。

无党派4人,农工党九三学社各3人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梳理发现,16名担任政府部门实职的党外精英中,无党派人士有4人,分别是市规土局局长徐毅松、市经济信息化委副主任傅新华、市司法局副局长陈春兰、市金融办副主任解冬。农工党有3人,分别是市科委主任寿子琪、市环保局局长张全,市卫计委副主任张怀琼。九三学社也是3人,分别是市规土局副局长王训国,市卫计委副主任吴乾渝,市知产局副局长季晓烨。民盟有2人,分别是市民宗委主任花蓓,市侨办副主任姚卓匀。此外,还有四人,分别来自民革、民进、致公党和台盟。他们是市国资委副主任林益彬,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市经济信息化委副主任邵志清,市知产局副局长许沛。

从党外干部的党派分布看,目前无党派人士最多。除民建外,7个民主党派均有成员担任政府部门行政职务。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曾有一名民建会员任上海市统计局局长,就是现任上海市工商联主席的王志雄。王志雄于2013年起担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已升任副部级。另外,许沛担任市卫计委副主任,属于挂职。许沛来自重庆,历任台盟重庆市委员会专职副主委,台盟中央委员、台盟重庆市委员会副主委,重庆市台联会长、全国台联副会长。今年1月起,在上海市知识产权局挂职副局长。

在16人中,女性干部有6人,分别是花蓓、陈春兰、吴乾渝、许沛、姚卓匀、解冬。

4个部门,不止一名党外领导干部

16名党外精英,分布在12个上海政府部门中。其中,市经信委、市规土局、市卫计委和市知产局都分别有两名党外干部担任行政领导职务。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梳理发现,出现党外领导干部的部门,大多是专业技术要求高的部门、专家型官员多。这也契合党外干部队伍高学历、专业能力突出的背景。市经信委副主任邵志清是致公党上海市委副主委。他曾是华东理工大学教授,经全市公开选拔,成为一名学者型官员。邵志清分管专业要求高的信息化推进(大数据发展)等工作,协管上海市使用资金规模大、创新活跃程度高的电子信息产业。对于担任政府部门实职,邵志清曾表示:更大舞台让我有了更开阔的视野,当你参与的决策能提升产业能级,进而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就会收获很强的成就感。

倪闽景是民进成员,曾是一名优秀的中学物理高级教师,他担任过复兴中学副校长、上海市教委基教处处长、奉贤区副区长,后又回到教委担任副主任。

16名党外精英,在政府组成部门有11位,政府直属机构中有5位。至于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的区别,可以参照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据了解,国务院组成部门的负责人都是国务院组成人员,参加国务院全体会议,直属机构负责人只能在涉及本部门事项的会议时才能列席。此外,组成部门的一把手是市政府主要领导提名、同级人大通过任命的。直属机构的负责人则由政府直接任命。

(本文资料均来源于各政府部门官网公开信息) 特朗普上任两周签8条行政命令

号外号外,特朗普又出行政命令啦!行政命令有多强,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是XX你就坚持60秒!

原标题 北京城市管理 兼顾“面子”“里子”

环境整治、垃圾处理、背街小巷治理,能源运行管理……人口超过2100万的超大城市北京,对城市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如何破局?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后强调,健全城市管理体制,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尤其要加强市政设施运行管理、交通管理、环境管理、应急管理,推进城市管理目标、方法、模式现代化。

为与新的城市管理理念相适应,去年7月,市城市管理委挂牌成立,成为统一的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城市管理也从专业化精细化向综合管理迈进。2017年,北京市发布《首都核心区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三年(2017-2019年)行动方案》,城市管理“面子”与“里子”兼顾。

2019年核心区完成2435条背街小巷治理

东城区夕照寺西里主线彻底变了样,占道经营的小商贩和私搭乱建全都消失了。

2017年上任为夕照寺西里主线街巷长王秀云回忆,“过去,这里居民出门见到的都是违建,闻到的也都是无照小饭馆冒出的油烟味。”

3米多宽的小巷,却占满了无照经营的蔬菜水果摊位,原本狭窄的道路更拥堵。加上拥挤停放的汽车、自行车等,她形容,周边居民即使想出来转转,却根本没有落脚的地方。

如今,拥挤的违建里却“长”出了一个口袋公园和双车道大马路。

王秀云说,违建拆除了,建了一个口袋公园。我们在花坛里种上了月季花,此前最宽处不过3米的路面,拓成了10米宽、150米长的双车道大马路。

环境“变样”,作为街巷长,王秀云还在琢磨着如何继续打造居民的舒适空间。“比如安装隐形防盗窗、晾衣杆、自行车棚等,都会进行问卷分析调查,征求居民意见,并在街巷长理事会上商量。”她说。

变化始于2017年4月。当月,《首都核心区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三年(2017-2019年)行动方案》公布。根据计划,2019年,北京核心区2435条背街小巷将整治完成,没有违建、提升基础设施等。

春节前,北京市城市管理委主任孙新军在年终述职时提到,以“管城理市”为己任,当好首都“大管家”,坚持表里兼顾、内外兼修。

陕京四线建成每日输气7000万立方米

能源日常运行管理,同样是城市管理中的重要一环。

李明(化名)曾在北京燃气密云分公司工作多年,从2011年至今,他印象最深的便是北京连连攀升的用气量。在他的印象中,密云地区燃气用户数仅3万多,年用气量1000多万立方米。如今用户数超过7万,年用气量过亿立方米。

在李明看来,这与北京清洁空气计划,进行煤改气不无关系。2018年,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北京市已有2237个村庄、97.4万户实现了“无煤化”。

每年11月15日,冬供开始。这个时候,用气量会猛增。李明回忆,数字会呈现跳跃性的变化。比如,北京平时日用气量约为2000万方,冬天最高日用气量则达到1.1亿方,相差5倍多。

2016年7月后,电力、煤炭等能源运行管理职责一并划归市城管委。孙新军介绍,划归后,构成了一个能源板块。由一个主管单位承担煤电油气热能源的指挥调度等,为北京市热电气联调联控打下了组织基础。比如,原来冬天缺气的时候,热电气要联调,热、气在我们这,电在发改委。所以几家要来回协商,需要更多时间。现在只要我们自己就直接搞定。

能源运行越来越依赖清洁能源的当下,目前,已建成蔚县-门头沟输电工程,增加外送电能力300万千瓦。同时,陕京四线天然气工程也已建成,增加7000万立方米/日的输气能力。

城管委成立确定城市管理主管部门

城市管理破局,仰赖体制之变。

在市城市管理委副主任柴文忠看来,专业的城市管理在解决具体问题时效率较高,剩下的“痼疾顽症”则需要多个部门协调解决,如垃圾分类、渣土车管理等。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成立后,柴文忠认为,改革确定了城市管理主管部门。以渣土车管理为例,渣土车的管理涉及11个部门,如园林、水务、交通等,怎么协调各个部门,还要在横向上构建协调机制,以解决“九龙治水”问题。

柴文忠说,此次改革,还将首都城市环境建设委员会调整为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强化其管理职能。作为统筹协调平台,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以定期召开会议的形式,研究解决需要多个部门配合的问题,发挥议事协调作用。

对话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主任孙新军:

多部门合作可解决“九龙治水”

职能统一防止“交叉和扯皮”

新京报:此前,北京曾进行了一次机构调整。原市政市容委并入发改委、商务委、水务局等部门涉及城市管理的职能,成立城市管理委。这次改革,主要有哪些变化?

孙新军:这次改革,一个是把发改委的煤电油等能源日常运行管理,煤炭电力等行业管理,以及充电桩等建设运行管理职责并入。这样基本上在能源管理上形成体系。

成体系的还有生活垃圾方面,之前再生资源管理在商务委,这次把再生资源也管起来,形成全垃圾系统。其实废弃物垃圾里面也有一些再生资源,之前两家管一个,比较乱,现在统一起来。

再一个是环境卫生方面,把水务局及园林绿化局河湖周边及绿化带内的职能全部划过来,整个环卫系统,也统一起来。这三个方面是改革后统一起来的职能,把和城市管理相关联的部门统一起来,防止运行过程中的交叉和扯皮。

新京报:目前,北京主要面临哪些城市病困扰?

孙新军:“城市病”有两个层级,一个是疥癣之痒,难受难看不舒服;另一个是心腹大患,不治可能会危及生命。垃圾处理设施能力不足就是一个心腹大患。此次改革配套成立了设施处,专门负责相关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最近几年,垃圾增长量很快。2016年平均每天产生2.38万吨生活垃圾,与前一年相比增长了2100吨。按照这个速度,2020年,生活垃圾日均产量将达到3万吨左右。目前,北京几个主要垃圾处理设施均在超负荷运行,有的甚至达到230%速度填埋。

根据规划,我们有20项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正在加紧推进建设。其中有5处垃圾处理厂是今年力推的,包括阿苏卫、通州、顺义二期、密云、怀柔等焚烧处理设施。2020年,垃圾的消纳能力要跟实际垃圾产生量相匹配,甚至要有较大弹性。

城市管理系统问题需要综合协调

新京报:之前的城市管理中存在什么问题?

孙新军:城市管理系统的问题是一个慢性病,需要综合协调。这次改革中,进一步完成了综合管理和专业管理的结合,并突出管理的综合性,形成管理的合力。多部门共同合作,也能解决之前管理分散,“九龙治水”等情况。

新京报:具体如何解决“九龙治水”,提升城市综合管理能力?

孙新军:城市管理也不能大到无边。有些职能界限明显,边界清晰的,如环境卫生等,归入城市管理委员会这个篮子里。但交叉极大的,如乱停车,既是环境问题也是交通问题,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归到“首都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这个筐里。

相比之前的“首都环境建设委员会”,此次调整多了“管理”两个字,这个办公室仍设在城管委。这就意味着,职责特别明确的归一类,“退无可退、躲无可躲”,要担当起来。另一方面,有些似是而非、容易造成混淆,给人以推卸责任有余地的方面,会由这个委员会进行综合协调。所以说既有主干性的东西,还有兜底和弥补性的东西,这是改革的一个方向。

新京报记者信娜

责任编辑:张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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